市面上寫喬治·索羅斯的書很不少，可惜大部分都是易碎品，不值一讀。粗略地看，魯毅、崔勝強編著的這本《煉金術，原來金融可以這樣玩：“金融之王”索羅斯傳》，也很容易被打入易碎品之列，但仔細看，我覺得，這是本嚴謹之作，如果有哪位教授、博導要向的研究生講索羅斯，這本書是不錯的選擇。考慮到索羅斯已逾80高齡，近幾年有退隱江湖的跡象，或許不再會有更驚人的表現，那說不定這本書就是索羅斯的蓋棺評傳了。遺憾的是，或許是出版商為了吸引眼球加大推銷力度吧，這本書的書名與內容似乎有些有帽不合身。在書中，索羅斯共有金融家、慈善家、世界公共知識分子三種角色，或曰三張臉孔，顯然不是“金融之王”這一頂桂冠所能代表的。
 
　　人生的道路也許很漫長，但關鍵的卻只有幾步。索羅斯開始記事思考時，正是希特勒納粹第三帝國鐵蹄橫掃歐洲最瘋狂的時候，作為猶太人，索羅斯隨時都有丟掉性命之險。幸運的是，他有個非常聰明的、當律師的父親，律師*法律生存謀生，但面對納粹軍隊的占領和壓迫，他告誡兒子：“這是一個無秩序的占領，正常的法律不適用了。你得忘掉你在正常社會里的行為，因為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環境。”老索羅斯不僅有見解，還有打破常規的行動，他給兒子辦了個假身份證。事實證明，這個假身份證成了小索羅斯在戰亂年代得以幸存的護身符。逃離戰亂環境進入英國后，索羅斯又幸運地在倫敦經濟學院遇上了兩個高人：名揚世界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馮·哈耶克和科學哲學家卡爾·波普成了青年索羅斯的老師，尤其是卡爾·波普引導著索羅斯走上了一條理性的道路，波普的哲學思想，成為索羅斯后來馳騁縱橫國際資本金融汪洋大海的動力之源。被索羅斯推崇為導師、高人的，還有海森堡，索羅斯非常景仰海森堡的量子力學測不準定律，以至于在1979年，把自己的公司命名為“量子公司”。
 
　　世人最熟知的一面，是作為金融家的索羅斯。在國際資本金融舞臺上，他挑起墨西哥貨幣大戰，阻擊英鎊，煽動東南亞金融風暴，偷襲港元，攻擊歐元，給歐債危機火上澆油。而他采用的操盤策略大同小異，基本上就是一邊做多，一邊做空，閃轉騰挪于匯市、期市、股市這幾大市場之間。他就像一條鱷魚，時而趴著不動，時而突然躍起，揚起沖天巨浪，一口將獵物吞入肚中。他并不諱言他就是一條鱷魚，甚至十分喜歡以“鱷魚”自我比喻。不過，他也有偽裝的時候，在韓國遭遇嚴重金融危機時，他居然帶著一副救世主的面孔飛赴首爾，向金大中總統提出他的解決辦法。
 
　　作為慈善家的索羅斯，則表現出他性格中復雜的一面。在索羅斯的早期商業生涯中，對“慈善”并沒有太大興趣，他曾說：“在我們這樣一個建立在個人利益基礎上的文明中，慈善事業是不合時宜的。因為我們這個文明絕非建立在關心他人利益的基礎上的。”這當然是他偏激、偏頗的想法，西方文明中分享財富的觀念其實也深入人心。所以，索羅斯在賺了幾輩子也花不完的錢之后，必然面臨一個如何更明智地使用這些錢的緊迫問題，而他的選擇就是改變自我，以慈善的名義花掉這些錢。雖然他發現，想做好事并不容易，即使是慈善事業也會存在一些利益的斗爭，但他仍樂此不疲，將他的慈善事業進行下去。即使在東歐他的慈善事業困難重重，比如羅馬尼亞人因其是匈牙利人而厭惡他，匈牙利人因其是猶太人而厭惡他，斯洛文尼亞人因其既是匈牙利人，又是猶太人而對他雙重否定，但他仍一如既往義無反顧。
 
　　受益于他的人厭惡他，同時，西方人也抨擊他，認為他將財富從西方抽出送給了東方。1992年，有人統計了索羅斯對東方的援助款項，稱相當于每位英國公民平均拿出12.5英鎊捐給了東方。面對西方人的攻擊，索羅斯并不介意，他幽默地說：“我想西方非常應該為東方做些事，所以我很高興我能代表西方人來做。”索羅斯似乎有一個非常宏大的事業目標，以至于那些反對他支援東方人的西方人顯得雞腸鼠肚，鼠目寸光，境界狹小。
 
　　索羅斯長期縱橫馳騁于國際市場，且賺取了巨額金錢，取得了巨大成功；他具有“全球化的思維模式”，他不僅有現實主義者的軀體，更有理想主義者的靈魂。這些特質決定了他能呈現給世人第三張面孔：世界公共知識分子。他在東歐推行慈善事業，雖然多是小額投資，他卻認為“這將損害極權主義的教條”，有助于建設開放社會。他推崇自由市場經濟，又說在這個市場上賺了這么多錢的事實正證明了市場不完善，他還抨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與窮國分享財富，開放社會的主要敵人是資本主義的威脅。即“過度膨脹的個人主義”等等。在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折騰得全球經濟左支右絀時，索羅斯又稱，從長遠發展的角度看，建立一種在美元以外的、新的全球結算貨幣將會對全世界都有益處。有人說，資本沒有祖國，從索羅斯的上述言行看，他似乎像是一個世界主義者。
 
　　那么，在陰謀論大行其道的當今世界，索羅斯還有沒有其他什么樣子的臉孔呢？筆者的看法是，一切皆有可能，任何可能都不能排除。當然，有沒有其他可能，取決于有沒有新的事實被披露出來。